4月3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美国华盛顿接受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主持的GZERO WORLD节目连线采访,就新冠疫情、媒体关系、中美关系等回答了提问。

崔天凯:现阶段工作重点是照顾好在美中国公民

古巴公共卫生部官员弗朗西斯科·杜兰在当天的新冠疫情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对古巴实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使古巴难以从国际市场正常购买抗疫药品和物资。由于部分国家担心受美国制裁措施影响而拒绝向古巴出售或运输相关药品和物资,古巴不得不到更远的国家或通过第三国购买。

崔大使:我想几乎全世界所有人都对病毒和疫情毫无准备,因为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几个月前极少有人甚至没有人对它有任何了解。这是一个不断加深对病毒认识、不断了解如何应对的艰难过程,是对所有人的挑战。我们是最先应对这一艰难局面的国家之一,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和高昂代价。现在中国的情况在好转,确诊病例已经较少,目前还有约3000个确诊病例,其中也有一些重症病人,但相较之前我们对如何治疗已经有了更多了解。我们还在努力防止疫情回潮,同时重启经济,恢复正常经济社会活动。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布雷默:我知道美国国务院因处理美国在外公民回国的问题已经不堪重负,也许这是过去几周投入外交力量最多的一件事。这也是您投入最大的事情吗——处理在美中国公民相关事务?

第二点,我们确实需要加强国际合作。要摒弃利用他人苦难谋取政治私利的行为。遗憾的是,在这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还是有人企图这么做。我们要共同努力,坚决反对这种图谋。长期来看,还要从此次疫情中吸取经验教训。过去数年,很多人都在讨论大国间的战略竞争,讨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等等,但很少有人预计到这样一种看不见的病毒会对我们所有人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所以,必须要认真思考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什么?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共同利益在哪里?应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应对诸如此类的全球性挑战?

布雷默:中国政府当时反对这项政策?

最后,看数据。2018年,成都科技企业孵化器协会、创头条主办的“双创周”“众创空间升级发展”主题交流活动中,科技部火炬中心领导透露,2017年众创空间获得政府资助29亿元,撬动社会资本677亿元;孵化器获得政府资助68亿元,撬动社会资本480亿元。

传统模式上,孵化类似于政府部分职能的延伸或托管,包括但不限于培育与招商服务,因而机制上很多都是事业单位——政府提供物业,委托或招标方式的服务费,最后交付限定的服务,类似技术服务中心、创业服务中心等。比如,我国第一家孵化器的名称就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创业者中心”,那是1987年。

目前,医疗团队仍在武汉市第七医院做有关医疗信息和数据的整理交接工作,部分队员前往雷神山医院继续支援。

澎湃新闻 3月16日从武汉市第七医院获悉,该院从1月22日22时开诊至3月14日24时,53天里累计接诊发热患者17613人,共收治新冠肺炎住院患者656人,其中危重症患者占4成;出院492人,近3天集中转院96人。最新数据显示,该院住院患者人数“清零”。

或者换个角度,如果没有这些孵化机构,类似事务的输出,地方城府是天然有需求及成本支出的。

崔大使:事实是我们从疫情最初就开始每天向媒体通报情况,现在仍在这样做,每天发布最新情况,包括诊治病例数、确诊病例数等等。早在1月早些时候,中方就向世界公布了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分享自身抗疫经验。我们甚至公布并不断更新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法,包括如何使用中药治疗病人。所有这些信息和经验一律公之于众。对于那些所谓中国隐瞒病例数字的指控,大家想想看,中国有这么庞大的人口,这么大一个国家,是没法隐瞒恶性病毒病例的,因为有病人就是有病人,有人感染就是有人感染,怎么可能把他们藏起来呢?

对于前者的讨论,不仅圈外有,圈内也长期存在。但这很正常,任何一个行业都有类似议题。

布雷默:中国在应对这一危机方面比其他国家积累了更多经验。您对美国政府接下来如何应对有什么建议?有什么经验教训?

再次,孵化业务天然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这是很多从业者及主管机构的共识。

中国隐瞒疫情的严重程度?崔天凯:这么大一个国家是没法隐瞒的

即孵化机构为当地政府提供企业培育、生态搭建的服务,政府提供场地与资金。

崔大使:如果我们可以选择,我们当然希望这一切不要发生,因为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巨大危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因为我们坚信各国同属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还有一个国家发生疫情,就没有人是安全的,我们必须帮助别人。我们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正竭尽全力帮助他人挽救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在帮助自己。如果其他国家仍在苦苦挣扎,中国就无法免除病毒侵害。因此,我们在帮助他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通过帮助他人来帮助自己。我们的目标不是成为所谓的“世界领袖”,因为我们从不相信世界需要一个领袖国家,我们坚信所有国家一律平等。当然,有些国家更强大,能力更强,应该作出更大贡献。我们愿意作出贡献,但更希望看到相互尊重、彼此之间真正的尊重,同时希望大家能充分认识到国家间的差异会继续存在,我们应该将这些差异视为多样性、互补性,而不是对抗或冲突的来源。

崔大使:坦率地说,如果现有国际机构能够对其成员国的需求和愿望进行及时有效回应,我指的不仅是其中几个而是所有成员国,那么它们就可以通过有效改革更好地履行职责,否则,成员国就会被迫考虑建立新架构的可能性。但我确实希望我们可以对现有国际机构进行改革,使它们变得更好。

众创空间起来后,宁静被打破。

通知要求,海南将进一步调整优化全省耕地、永久基本农田、林地、建设用地规划指标和规划布局,适度减少中部市县以及自贸区(港)建设重点市县的耕地保护任务,增加补充耕地潜力相对丰富的西部市县耕地保护任务,建设用地规模进一步向自贸区(港)建设重点区域和重点项目集中,夯实耕地保护和占补平衡的工作基础。

由于具备更灵活的机制,更友好的界面,及与双创大潮的高度匹配,众创空间作为共享经济的表现形式之一在2015年后,高歌猛进。

“双创”起来后,国内创业者和风投纷纷效仿WeWork,将众创空间模式引入,才兼带着让孵化这个幕后行业突然成为高光点。但在外界认知上,二者都被笼统称为孵化行业。在业内,众创空间被定义为“创新型孵化器”。

对美国应对疫情有何建议?崔天凯:加强国际合作

崔大使:我想可能没法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这些问题。中美关系是如此复杂且涉及方方面面。幸运的是,在领导人层面,两国元首保持了良好沟通。就在上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长时间、建设性的通话,他们一致认为两国应合作抗疫,现在是需要团结合作的时刻。

崔大使:事实上中方很早就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了这些可疑病例,仅仅数天内就向其他国家发出提醒。至于别的国家做得是否到位,我不好评论。

布雷默:美国政府现在忙于处理这一史无前例的危机。我记得美中两国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时候,您与姆努钦财长要保持经常性沟通,我想问的是,疫情是否影响了您或您的政府保持与美国政府适当层级的经常性联系?

布雷默:武汉封城以后,武汉市市长提及在该市封城前有500万人离开武汉,而我们知道当时疫情已经开始爆发。我们能知道这些人去了哪里吗?其中有多少人已返回?

而且,也更不能掩盖双方的买卖关系。要知道,政府服务费或者“补贴”并非白给,皆有细化清单——比如入驻了多少企业、做了多少活动和培训等,及对应的阶段性支付方式。事实是,更多孵化机构并不能拿到合同约定的足额费用。

布雷默:世界各国对中国有怎样的回应?我们看到中国的公共外交非常活跃,积极给予各国人道主义支持,特别是美国的主要盟友欧洲。这些政府具体做出了怎样的回应和反应?

崔大使:我仍然每天在使馆上班,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要维系两国政府间的沟通,帮助美国公司解决从中国运送抗疫物资到美国的具体问题,还要同媒体交流。我们在美国还有人数众多的中国公民,尤其是留学生。坦白说,他们有些忧虑。我要照顾好他们,与他们沟通,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截至3月16日,支援武汉市第七医院的三家医疗队共计339名工作人员零感染。

崔大使:我认为这是经济学家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必须承认,当前病毒传播速度远超供应链变化速度。同时,全球化进程是受经济效率和技术驱动的,是客观力量作用的结果,不是什么人能够人为设计出来的,我们无法真正阻止这些基础性力量发挥作用。当然,我能理解人们希望供应链更加多样化,这样面对危机时他们仍能保证供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应该这样做,但也许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因为显然我们不可能把所有事情限定在国界之内。

崔天凯还表示,一些机构正在尽最大努力进行改革来适应当今世界变化。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份额制度及如何回应成员国需求等进行了重大改革,它们做出了很多努力。再比如世贸组织在新技术出现之前,制定很多新的规则使其与时俱进。有一种说法:国际组织的成效取决于其成员国。因此,成员国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崔天凯:李文亮是个好医生 美国媒体一些报道不实

但这应该属于新兴服务在摸索期必然存在的博弈过程——互相知道自己要什么,能提供什么,如何结算。

此时,其承担的更多是义务,而非商业属性——根本不可能转化成收益。比如,这次疫情中,太多民营孵化机构都在主动降租免租,尽管其自身也是小微企业,财务状况大多都比一般创业公司要差。

崔天凯:努力落实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两国元首保持了良好沟通

布雷默:我们看到在这场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恢复最快。中国对于医疗物资和医护人员的分配也至关重要。您是否认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与之前根本不同的角色?您是否认为中国借此次危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为全球领导者?如果是这样,这是精心部署的战略吗,还是只是被动反应?您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是希望宣称:这是中国应该发挥领导作用的时刻?

崔大使:在公共卫生方面我给不了任何专业建议,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们从本国及其他国家经验中了解到一点,那就是必须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做到。我们要挽救生命,保护人民健康,尤其是保护好弱势群体,包括老人、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和贫困人口。我们要把这一点作为重中之重,为此不惜代价。

崔天凯:国际组织成员国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应该承认,孵化行业客观存在投机者,但并非全部。尤其在地方,我们看到过诸多依靠政府关系,进行套利的孵化机构,数量且不少。

疫情再次证明,这是一场全球性挑战。病毒不分国界,不分政治体制、文化和宗教,它以同样方式攻击所有人,所以我们才需要更加紧密有效的全球合作。如果说过去的全球化进程是有问题的,现在我们就应该使其更加开放、包容,促成更加公平的分配,照顾好弱势群体,照顾好孱弱、穷困的人群。这是我们修正全球化缺点和不足时必须要做的事。同时,疫情再次证明全球各地是紧密相联的,当我们面临这样严峻的全球性挑战时,怎能四分五裂、而不是紧密团结呢?

崔大使:不是,我们只想确保不会出现所谓第二波疫情。我们非常谨慎地对待这样的可能性。你看,有的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如果出现无症状感染者,他们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然后再传染给更多的人,我们对此要非常小心。但我认为这些措施都是基于科学知识和医疗需求而采取的。对于那些指责中国隐瞒事实的人和机构,你看看他们自己的历史吧,通常他们自己才是惯于对公众隐瞒的。我不知道在他们肮脏的地毯下藏着什么,也许你可以去看看。

针对中国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国际合作,崔天凯大使表示,我们在尽最大努力提供技术支持和医疗物资,并与他们分享抗疫经验。

崔大使:大家当然欢迎我们的帮助。我们也在尽最大努力提供技术支持和医疗物资,并与他们分享抗疫经验。但我们也清楚地表明,中国采取的措施是基于中国的国情与环境,例如我们人口众多,许多国家并没有那么大的人口规模,我们一些大城市人口密度很高。因此,对中国有效的措施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我们一直在说,各国必须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一套适用自己国家的整体策略。但是就技术和医疗援助而言,我们愿意提供帮助。

但一方面,这并非行业主力,在地方商业生态中,不过是当地原来的资源型公司,通过孵化业务和双创噱头,找了个兑现通道而已。

而这两年,孵化行业无论监管,还是从业者本身,都在主动挤泡沫——前者通过提高标准,促进优胜劣汰;后者则在拼命提升服务能力、丰富增值服务。

布雷默:我们来说说美国和中国,显然这两个大国有能力实施刺激性措施,确保我们度过这场经济危机。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不具备这种能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准备筹集大量资金,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避免其走向崩溃。当我们开始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最糟糕的经济状况时,是否应该期待中国更多地扮演领导角色,并提供更多资金,为缓解危机作出贡献?

布雷默:展望未来三五年时间,一些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机构已不足以应对当前任务,您认为这些机构经过改革之后会具备足够能力吗?还是我们需要新的架构,来自中国或其他一些国家?

长期以来,这都是个波澜不兴的隐性行业,商业模式简单,也不存在爆发增长的基础,更没有补贴论。

崔天凯:与各国分享抗疫经验

不管怎样,如果你看媒体的报道,中国人民正努力重启经济,恢复经济和社会活动。许多公司重新开业,商店重新开张,一些省份的学校也重新开学了。如果对控制病毒没有信心,就不会采取这些行动。中国的感染人数正在下降,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另一方面,大抵每个行业,在前期,尤其高速发展期,都会存在这样的泡沫。

崔大使:我想说的是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或者美国政客们声称的一些事情并不符合事实。你提到李文亮医生,是个好医生,是个好人,很不幸他去世了。李医生是一名眼科医生,并不是病毒方面的专家。他的确向同事发出了警告,但事实上他并不想将自己的警告公之于众,不知何故这条信息传了出去。

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新冠疫情需要各国团结合作应对,但美国对古巴实施的封锁政策和单方面制裁措施限制了古巴的抗疫能力。他要求美国立即解除对古封锁。

大体上,所谓“补贴”只占行业总投入的4%,更多都是社会资本。

今年是大部分孵化机构与政府合同到期年(“三免两减半”),估计行业生态还会进一步生变。

实际上,孵化器已在国内发展了三十多年,并非“双创”产物。

1月22日,武汉市第七医院作为“7+7”模式(安排7家三甲医院对口帮扶7家定点的二甲医院)发热患者定点诊疗医院率先开诊,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对口帮扶该院。23时30分,隔离病区一病区开始接收病人,第一批24位新冠肺炎患者入院。“我们早一分钟(开诊),患者就多一分希望。”中南医院首批支援队员、隔离病区一病区主任付学东说。

2月2日,该院首例治愈患者出院。2月18日,该院首次达到入出院平衡,开始出现“床等人”现象。

布雷默:您已清晰表明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我们需要开展全球合作来应对。但我们目前还没看到太多全球合作,七国集团已召开数次会议,表示将继续关注局势;二十国集团也已召开会议宣布将继续关注局势发展。不管是政治上、经济上、货币领域还是卫生领域,我们并没有看到太多协调,看到的是各国各自应对。

布雷默:我知道中方一直担心疫情再次暴发,大家都想努力避免。中国政府曾采取了一些步骤,包括开放部分景点、开放电影院等,然后又迅速叫停,这是因为中国出现新的病例了吗?

开诊初期,武汉市第七医院的日门诊量最高达1300余人,比往常多了近十倍。医院隔离病区二、三、四病区相继于开诊第二天和第三天开放,重症监护病房从开诊当晚设置的4张床位,逐渐增加到15张。

提供合同服务之外,作为双创实施及地方政府相关政策通道,孵化机构还承担了诸多企业服务义务,不仅对入驻企业,甚至是所辐射的地方经济主体,比如政策宣讲、对外展示、企业培训辅导等。

在谈到对美国政府接下来如何应对有什么建议时,崔天凯大使表示,在公共卫生方面我给不了任何专业建议,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们从本国及其他国家经验中了解到一点,那就是必须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首位。同时,需要加强国际合作。

武汉市第七医院发热门诊医生接诊病人

崔大使:以视频形式举行的G20特别峰会很成功,做出了一些明智决策,当前任务是落实这些决策。尽管如此,我认为全球治理的现状特别是其不足能促使人们进行更多认真思考。无论在全球经济还是公共卫生方面,全球治理都没实现良好运行,人们必须认真思考应建设怎样的全球治理,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进入21世纪以来,我们已历经数个危机。从911恐怖袭击,到金融危机,再到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经历了安全挑战、金融动荡以及现在的公共卫生危机。如果我们想要的仍然是基于某种政治体制或由一两个国家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我认为我们不会成功。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各国相互尊重,充分认同文化、文明、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多样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我认为建立一个有效的新型国际治理体系已经具备条件。我们现在必须做出正确选择。

同时,部分传统孵化器也开始借此扩张,本来都是属地经营的这些老品牌们,也开始各地开分店。

布雷默:特朗普总统在最近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受到疫情暴发的影响十分严重,所以他不认为中国政府是故意这么做,不认为中国事先知道会发生疫情。但特朗普总统也说,中国的病例数有些偏低。就在最近,媒体报道美国情报机构一份机密报告显示,实际上中国政府隐瞒了疫情的严重程度。您对美国政府这些直接指控有何回应?

类似种种,其最终得益者都是地方经济生态。

3月14日下午,医疗团队给最后一批出院患者送上礼物和祝福

据古巴公共卫生部9日公布的数据,该国累计确诊病例515例,其中28例治愈,15例死亡。古巴政府当天表示,该国疫情预计在5月上旬达到高峰。

崔大使:我要说的是,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达成主要归功于两国经贸团队。他们为这个协议付出了近两年的努力,达成协议也是为了互利共赢。据我了解,尽管过去数周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严峻局面,大家还是在努力落实第一阶段协议。相信我们能继续落实。

当被问到有很多批评认为中国政府最初对于疫情的暴发式增长有所隐瞒,尤其是对“吹哨人”李文亮的做法时,崔天凯回应,美国很多报道并不符合事实。

医护人员目送最后一批治愈者乘坐大巴离开,转往集中隔离点,并将最后三名重症患者送上转运救护车。至此,武汉市第七医院将逐步恢复正常诊疗秩序。

通知明确,海南实行补充耕地指标交易价格管控制度。市县和相关企业通过补充耕地指标交易平台进行指标交易时,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提取当次交易指标总量的10%,纳入省级补充耕地指标储备库,用于统筹海口江东新区、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洋浦经济开发区范围内特殊产业项目。上述指标实行限价管理,一般耕地指标不超过7万元/亩、旱改水指标不超过10万元/亩、水田指标不超过15万元/亩。海南省级补充耕地指标储备不足时,因实施省级统筹项目需要,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可调借指标充足市县的补充耕地指标,并约定偿还责任和期限等内容。海南规定,一般耕地指标交易价格不高于20万元/亩,旱改水指标交易价格不高于30万元/亩,水田指标交易价格不高于40万元/亩。(完)

布雷默:您感到忧虑吗?这是个全球化的时代,拥有即时化且有效的供应链,中国也是全球化的核心组成部分,但这也意味着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中国也会受影响。所以现在又有人在推进本地化,在消费者所在地生产更多产品,这就能较大幅度地减少美中经济相互依赖。您怎样回应对即时化供应链的担忧?公司应该怎么做才能减少受到这些突如其来的冲击的影响?

这几年所谓唯补贴论的质疑无非在于,购买方在服务周期内,并没能深刻感知到孵化服务的成果,比如迅速增加当地税收,或者孵化出独角兽。

为缓解抗疫初期人员紧张,中南医院持续派出共167名医务人员增援七医院。此后,国家卫健委委派的院感防控专家茅一萍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医疗队和河北省援鄂抗疫医疗队等支援力量相继入驻。

我们知道,单靠自己无法成功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要为国际抗疫合作贡献力量,因为除非疫情能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控制,否则包括中美在内,没有哪个国家是安全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在努力。

布雷默:但美中两国现在需要应对一系列严峻挑战,难度可能超出第一阶段协议的落实。美中关系现在的性质如何?您认为双方还是保持着适度开放吗?这种开放程度是否适宜?开放得够不够?两国之间建立了一定程度的信任吗?您怎么描述当前的关系?

其实在他之前,武汉就有一位女医生收治了三个不明原因发热的可疑病例,她马上上报,一两天之内当地疾控中心就派专家到医院调查。第二天,也就是这位女医生上报三天后,当地疾控中心向当地所有医院发出提醒,提示发现不明原因发热的可疑病例。当时是12月底,首次上报是在2019年12月27日。之后的2020年1月3日,中方就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了这一特殊情况,也就是说几天内我们就向所有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通报了信息。第二天,中美两国疾控中心专家进行了首次沟通。我不是医学专业人士,无法告诉你这样的通报应对是否足够清晰、足够好,但我认为,就时间而言,这些事都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

近两年,随着行业模式的修正,很多地方政府对孵化服务的考评越来越严,生存下来仍在提供服务的孵化机构,基本上已经物有所值。

除了资本的助推外,地方政府将其作为双创工作的标配,更是个关键要素。

然后,在人们意识到这种病毒可能人传人之前,中国政府派出了专家组到武汉调查这些可疑病例。当他们意识到这种病毒的确可以人传人后,我们对拥有1千万人口的武汉实施了“封城”,实际上,拥有6千万人口的整个湖北省也基本处于封省状态。武汉“封城”两天后,美国宣布撤离在武汉的总领馆人员和美国公民。2月初,美国宣布禁止所有(过去14天)到过中国的旅行者入境,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总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而作为招商手段,所谓“补贴”进入视野。

崔大使:事实上,中国一直非常积极地参与这一进程,特别是过去十年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的努力。我们增加了对这些机构的出资,现在是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和第二大维和经费出资国,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们的贡献在增加,正竭力为国际社会做更多事,因为我们坚信各国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紧密相联,休戚与共。当然,也希望美国能继续做更多的事情。

在被问到最近工作情况时,崔天凯大使表示,在美国还有人数众多的中国公民,尤其是留学生。他们有些忧虑。我要照顾好他们,与他们沟通,努力解决他们的问题。

3月14日下午,武汉市第七医院最后一批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崔大使:一般而言,保护海外公民也许是所有政府都面临的艰巨任务。在这方面我与美国国务院感同身受。但我们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很多华裔人士在美国有家人、工作或生意,据我了解,他们中认真考虑回国的并不是很多。我不知道接下来情况会怎么发展。但对很多学生来说,他们远离父母家人,其中一些人学生签证很快就要到期,因为美国学校通常到5月左右就会结束学期,有的甚至都没有经济资助了。所以坦白说他们现在是我们的工作重点。

其次,孵化与政府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服务供应与购买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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